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史学史纲》出版了。这部著作给我很多启发。作者的治学道路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
一是专与通的结合。做学问，通与专是相辅相成的，通是专的先导，专是通的基础。在历史研究中，通、专相辅相成的关系尤为突出。没有专题研究，不把一个个历史问题研究透，通史就没有坚实扎实的基础。沙滩上建立不起来高楼，勉强建起来，经不住风吹雨打，容易倒塌。反过来，没有通的思想、知识作指导，专就会茫然无主，迷失方向。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历史现象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都是社会中的一环。没有贯通的、全面的高瞻远瞩的思想和眼光作指导，任何一点一环的历史现象的研究都不会做到深和透。作者的史学研究，正是走的通和专相结合的道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作者前十年读书（当然也写文章，读是主），后十年开花结果（当然也读书，写文章是主）。十年来，他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中国史学散论》（1992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史学的沉思》（1994年）、《杜佑评传》（1996年）、《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年）及《史学志》（1998年）。在这些著述的基础上，作者又于近期推出了《中国史学史纲》这部史学史的专著。
二是史与论的结合。重视史料，同时又重视理论，使两者在研究和论述中融合为一体。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前后出现过两种偏差。解放前曾出现过重材料的偏差，以至产生“史料即史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等说法。其末途便出现排比材料便是文章的现象。解放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差，即以论代史。研究中国历史，不是用中国史料分析研究中国历史，而是用材料为理论找注脚，使中国历史依附于理论，最终出现“以论代史”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和精神贯彻到历史研究中来，两种偏差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教条主义的东西还不能说已完全消失。
笔者认为，通与专、史与论的思想，在《中国史学史纲》中是明确的、自觉的。在作者的上述几本史学著述中，也是以此为指导的。如作者所说：“20年来，我的研究路径是：首先致力于一个断代史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朝着贯通的研究方向努力，一方面朝着理论的研究方向努力。我的几本小书的出版，留下了这一路径的轨迹”（《中国史学史纲·自序》第1页）。致力于一个断代史学的研究就是专，就是基础。由此出发，朝着贯通的方向和理论的方向努力，就是贯通，就可以上升为理论。作者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治学道路。
作者致力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思想已完全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例如，有些专门史的著作，往往把历史分期的五种社会阶段，生搬硬套的用在专史的分期与阶段上。作者对史学史的分期，完全跳出这种框框，认为：“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性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而是采用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这样做的好处是，或许可以使更多的读者在他所熟悉的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中国史学史纲·自序》第3页）。这种认识很有道理，因为机械套用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糊涂。
客观历史实际已经过去，人们不可能使它再现。研究已经过去的历史实际，只有靠对它的记录，即史料、历史文献等。史料或历史文献，反映了历史实际，但还要靠史家的分析与概括。史学（论文、书）越能清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就越接近客观实际，其价值也就越高。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是历史的最好的照相机。今天我们研究史学史，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这架最好的照相机所能照出来的照片，去衡量历史上的史学，评价他们的清晰水平。我们不能把史学史仅看作是“历史思想的历史”，但是“历史思想的历史”确实是史学史重要的内容，甚至可说是核心内容。我认为，《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正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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